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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国美教授:战胜艾滋病,从我做起

关键词： 战胜艾滋病    从我做起                                          

约在两年多以前，我在《社会科学报》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艾滋病的“社会免疫缺陷论”。我的基本观点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看，艾滋病病毒是一个生命力相当弱、且传播力也不强的病毒；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国际上预防艾滋病的所有有效措施在技术层面上的亦不复杂。但为什么我们至今仍然防不住这个病？

    艾滋病现状

    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04全球艾滋病疫情年度报告》，目前全球有380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并且正以每天新增15000例感染者、死亡8000例病人的速度继续威胁人类。

    从地区分布来看，全球约95％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发展中国家，其中非洲的撒哈拉以南地区是重灾区。即便在南非这一经济状况较好的国家，也有20％的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另一方面，亚洲在目前已成为该病传播最快的地区之一，全球四分之一的新增病例出现在亚洲。目前亚洲已有740万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仅去年就有110万人被感染，50多万人死于艾滋病。

    那么我国呢？根据卫生部和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的联合评估，目前我国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人，其中艾滋病病人约8万例，分布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感染者和病人以青壮年为主，大多在农村，局部地区正面临集中发病和死亡的高峰。虽然我国成人感染率不到0.1％，还处于低流行态势，但由于人口基数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数量已居亚洲第2位，全球第14位。

    根据艾滋病在一个国家的流行规律，开始为传入期和扩散期，一旦进入增长期，就会呈现感染加速度的增长趋势。如果在这个阶段仍然没有全民参与的有效防治，就会迅速进入泛滥期。因此，把握艾滋病防治的时机，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决定命运的大事。目前中国艾滋病疫情已经处在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大面积扩散的临界点。而导致艾滋病更大规模流行的社会因素广泛存在。

    七大社会因素

    首先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运动。据预测，在未来5年里，中国流动人口的数量将以平均每年500万人的速度增长。由于流动人口的特征是以青壮年为主，正处于性活跃期，容易倾向于临时性的性关系，因此容易得病并把病毒扩散开来。

    第二是艾滋病知识的普遍缺乏。许多相关调查显示，尽管这几年媒体已经加大了艾滋病预防知识的宣传力度，但仍然有许多人不知道艾滋病是什么，不清楚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更糟糕的是，一些人即使知道了预防艾滋病的方法，比如在性生活中使用安全套，但依然不愿使用。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动地接受了一种习惯的看法：艾滋病是少数人的事，与我无关，就像吸毒与我无关，卖淫嫖娼与我无关，卖血输血也与我无关。既然无关，保护的盾牌自然也就无从举起。

    第三是吸毒者共用注射器。目前我国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超过100万人。尽管中国的禁毒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世界毒品形势仍然严峻，对中国影响进一步加剧。由于海洛因依赖者采取了注射吸毒尤其是共用注射器的方法，因此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这一途径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第四是大量非婚性关系的存在。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变化，助长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的变化。与此同时性病发病率居高不下，每年始终在80万例左右。从1995－2000年，性病就诊者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率5年增长55倍。这表明异性间无保护的性行为将成为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增长最快的祸首。流行病学专家认为，如果这一传播途径超过10％的增长速度，就意味着艾滋病的迅速蔓延已不可避免。

    第五是社会结构性贫困。社会结构性贫困是指由经济结构调整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所造成的贫困，是在经济总量增长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特征，导致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实际收入处于社会平均水平以下。底层社会因处于劣势，便千方百计设法改变自己的处境。大量非法卖血、卖淫和吸毒现象就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我们知道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发生了一系列农民卖血事件，导致了大面积的HIV的感染。一个卖血者的儿子说，我们家的房子是用父亲的血堆起来的。我经常问大家的一个问题是：农民卖一次血，知道能挣多少钱吗？有说200元的，有说400元的，甚至说1000、2000的都有。实际上农民卖一次血（400ml血浆）的收入是40－45元。如果不是因为极端的贫困，农民会去这样做吗？

    第六是社会性别不平等。尽管我们国家从解放以后，就给了男女同等的法律地位和很多同等的权利。但事实上，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以男性文化为中心的社会，性别的不平等还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特别在农村，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哪一家有男孩有女孩，而且这个家庭是贫困的话，那么首选去读书的肯定是男孩而不是女孩。农村女孩的大量失学在中国是很普遍的。这些女孩子由于缺乏受教育的机会，当她们长大以后要去找工作就很难。

    第七，也是最关键的是，对HIV/AIDS患者的歧视与羞辱。尽管中国媒体近年来已经加大了在艾滋病问题上反歧视的宣传力度，但歧视现象依然根深蒂固。歧视和羞辱让不幸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害怕被人们知道真相甚至比害怕病毒对生命的威胁更让他们感到精神的窒息。

    总的说来，尽管目前我国艾滋病还处于低流行阶段，但由于促使艾滋病病毒爆发性流行的因素普遍存在，因此，形势相当严峻。

    艾滋病对社会的危害

    艾滋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尽管在大多数国家可能并不大，但在受其严重影响的国家对卫生部门和贫困人群将会带来相当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社会已经把艾滋病和恐怖主义并列为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艾滋病蔓延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大批正处于劳动力顶峰状态的青壮年将被过早地剥夺生命的权利。据联合国统计数字显示，目前在全世界所有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中，大约有一半的人是在25岁之前被感染的，其中又有一部分在30岁前不治身亡。由于主要劳动力的减少，很多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难承担沉重的经济负担。

    其次，对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造成巨大负担并大幅度增加贫困人数量。在我国，由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大多数为青壮年，他们中的第一代感染者已开始进入发病的不同阶段，这不仅使感染者的工作和劳动能力急剧下降、生活和经济陷入困境，还因为社会歧视而失业或失学。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医疗救治压力越来越大，消耗了巨大的卫生资源，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第三，将造就一大批没有机会获得良好教育的孤儿。这些孤儿由于缺乏亲情和心理支持，没有机会受到很好的教育，很容易成为流浪儿童，并被社会黑势力所利用。

    第四，可能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艾滋病现在不是不治之症，但治疗需要钱。如果一个国家的财政因患者剧增而最终不堪重负，无法给病人提供必要的治疗和社会支持，那么，各种不安定因素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

    很明显，艾滋病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将随着发病人数的增加而日益严重。为此，人们期盼科学家们能尽快研制出艾滋病疫苗。但问题是，这个目标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够实现的。一年多前，我和哈佛大学著名疫苗学专家吕亦晨教授曾经有过这样的对话。我的问题是：“吕教授，疫苗什么时候能出来？”他的回答是：“不要寄希望于疫苗。预防艾滋病现在更需要依靠你们社会学家。”也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社会预防”是控制艾滋病病毒的唯一手段。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认识上和工作上的障碍。首先是歧视和羞辱问题。

    面对艾滋病人

    我采访过很多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我觉得，尽管不同的人群遭遇了不同的人生，但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很多共同的东西。一些感染者遭遇艾滋病病毒的打击和生命威胁时，他们内心已经在产生着翻天覆地的剧烈变化，所以不管他的感染途径是哪里来的，是错误的还是无辜的，甚至是违法的，在这种时候都变得微不足道了。他们将要为此支付生命的代价。此时此刻，如果我们能像对待一个朋友那样对待他们，或者至少能够以平常心来看待他们，事情的结果就可能向好的方面转化；反之，也可能向坏的方面转化。当这种转化不只是针对某个个人，而是针对整个人类的时候，改变我们的思维方法，就不仅仅是一种人道精神的张扬，也是艾滋病时代整个人类的历史使命了。但问题是，直到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经到达百万之巨，已经导致十几万人死亡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形成这样的社会氛围。倍受艾滋病折磨的他们依然无法向周围的人坦白病情，包括亲人和朋友。在忍受疾病折磨的同时，他们还要承受歧视和羞辱的煎熬。

    因此，反对歧视和羞辱，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以宽容、关怀与帮助，已经成为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关键。这一社会氛围的形成不但能促使更多的人去咨询去检测，也能使感染者和病人有勇气站出来，为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公开呐喊。他们的声音将可以教育更多的年轻人避免重蹈覆辙。

    其次是安全性行为问题。

    艾滋病的三种传播途径中，最难阻断的就是性传播，因为性途径是一条最隐蔽的途径。很少有人能承认自己有多性伴的行为，或者是通过性接触感染艾滋病。有一个男大学生说，他只跟他的女朋友发生过性关系，而且他就一个女朋友，应该没有感染艾滋病的可能。然而别人告诉他：你的女朋友曾经跟多个男性有过性关系。这个时候，他就非常恐惧了。因为这些人后面可能还有更多个人？这个ABCDE后面最后连着的是什么人呢？你是A，你面对着的是B，可能传给你病毒的这个人是D，他从一环一环这么传过来的，最后传到了你这里。所以，这个危险性是很难讲清楚的。据统计，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群中有75％是通过性接触途径传播的。

    那么，怎么预防艾滋病的性传播呢？从方法上看，好像并不是特别困难，就只有这样两种方法：一种是婚前不发生性关系，结婚时做HIV检测都是阴性，结了婚以后，性关系单一，和其他任何人没有性关系；第二个方法是，保证每一次发生性关系时都能正确使用优质安全套。但是，第一种方法只是想象中绝对安全的方法，在现实生活中它的安全性受到了社会道德水准和性自由观念的挑战；而第二种方法则由于安全套并不能达到100％的安全，所以它也只是相对的安全。那么，我们能否将两者结合起来呢？

    三是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问题。

    当前，要做好中国的艾滋病预防控制，一是要抓好全民的知识普及，二是要强化血液管理，目前国家在这方面投入正在加强，且力度很大。但最困难的就是在吸毒人群以及娱乐服务场所开展交换针具和推广避孕套的做法了。去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项研究认为，中国2010年艾滋病流行态势有高、中、低三个方案，高方案可以达到1100万感染者，中方案将为590万，低方案可控制在251万以内。那么，如何才能避免达到1100万呢？研究认为前提就是要改变现在的艾滋病政策法律环境，具体地说，就是宽松对高危行为人群的艾滋病干预环境。

    吸毒和艾滋病

    实际上，任何一个人群都不是一个绝对独立的，而只是相对独立，吸毒人群和普通人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随着吸毒人群艾滋病感染率的增加，必然会蔓延到普通人群，事实上，这一问题在中国已经出现。

    从理想的思路来看，当然最好是禁绝吸毒。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现在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最新的研究认为，对海洛因依赖者来说，采取集中关押强制戒毒的方法虽然能够暂时产生作用，但复吸现象无法解决。

    既然“禁止吸毒”还不可能成为现实，那么艾滋病的防治就不应该以这样一个空洞的口号为基础。艾滋病的防治在吸毒人群中，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减少共用注射针头引起的病毒传播。但是，如果你要给吸毒人群提供清洁的注射器或者教会他们怎样来消毒注射器，你就会遇到这样一个难题：你是不是在理论上支持这些人吸毒？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在艾滋病向人类生存提出的巨大挑战面前，我们的最高原则只能是人类的安全。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可以搁置这些争论。许多国家的理性决策体现了这样一个原则：能够有效禁毒的地方，以禁毒为最好的防范艾滋病的方法；在无力或无效禁毒的地方，实施禁毒宣传，进行预防艾滋病的知识教育和提供清洁针具并举的手段。在这里，必须分清为防治艾滋病而提供针具与支持吸毒的原则界限。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做过一个干预项目，干预组有29个城市，干预内容是实施注射针具交换；对照组有52个城市。结果是：干预组的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下降5.8％，对照组的感染率上升5.9％。虽然艾滋病病毒感染率的变化仅5.8％、5.9％这点数字，但当你知道这些数字都是活生生的人时，这一升一降就非同小可了。

    必须抓紧时机

    世界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艾滋病迅速蔓延的今天，对具有艾滋病高危行为人群的无效的惩罚会带来更大的危害。而艾滋病的防治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如果将艾滋病的防治视作禁毒禁娼以后才可能实现的目标，那么就会极大地贻误了艾滋病防治的时机。因为毒品、卖淫不是短时期内能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充分认识这一点，那就很可能由于反应迟缓、观念错位和法规的滞后，给中国艾滋病的蔓延制造太多的时间和条件。

    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4月6日召开的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目前艾滋病疫情仍然十分严峻，其传播和流行呈现出新的特点，防治工作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到了动员全社会参与同艾滋病作斗争的紧要关头。除了正视社会免疫缺陷，增强社会免疫功能，团结起来共同抗争之外，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我们需要行动。我们必须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在人类与AIDS的较量中，任何国家、民族、团体和个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目前中国积极投身艾滋病预防工作的机构和团体虽然已经不少，但相对于艾滋病蔓延的速度和趋势来说，这一努力还是远远不够的。

    目前这一段短暂的时间，可以说是我们绝无仅有的控制艾滋病蔓延的良机。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坐在这里谈这个问题的原因。

【作者: 哈桑】【访问统计:】【2005年11月19日 星期六 22:58】【 加入博采】【打印】